1959年10月9日,臭名昭著的日军第731部队长石井四郎,因罹患喉癌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担任石井四郎葬仪委员长的是北野政次,此人与石井四郎同是重量级的细菌战犯,曾接替石井四郎出任日军第731部队长,由此可见两人生前关系之密切,可谓是石井四郎的生前好友,否则也不会为石井四郎主持葬礼。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即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出于研究细菌武器的需要,派出相关人员紧急飞往日本东京,与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人秘密接洽并达成了秘密协议,全盘接收了日军第731部队所有细菌武器的研究资料和研究成果,因而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成为日军第731部队所有恶魔的庇护者,几乎所有从事细菌武器研究的人都逃脱了正义的审判,由于石井四郎臭名昭著而人尽皆知,那北野政次究竟是怎样一个细菌战犯呢?本文就专题介绍北野政次的罪恶人生。 北野政次(1894—1986)是日本兵库县人,1920年11月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翌年以陆军二等军医开始从军,在近卫师团步兵第4联队服役,并被授予陆军军医中尉,1923年4月至1925年3月,被陆军省派到东京帝国大学传染病研究所深造,从事肠伤寒菌及赤痢菌的研究,期间曾在东京第一卫戍医院兼职,并被晋升陆军一等军医,1926年以论文《关于伤寒及副伤寒菌属血清耐性的实验性研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拿到医学博士学位的北野政次,顺理成章地被调入陆军省医务局卫生课任课员,负责陆军防疫和自然检疫等事务,还在日本陆军军医学校兼任医学教官,期间得到该校化学兵器研究室主任小泉亲彦的赏识和指导,由此走上了研究细菌武器的魔鬼之路,而小泉亲彦也是石井四郎的引路人,他们在陆军医学学校共事期间筹建了细菌研究室,由石井四郎担任该室负责人,并最终将研究基地拓展到满洲,这也就是日军第731部队的由来。 1933年初,北野政次被陆军省派到欧美考察,期间以防疫调研为名收集细菌战资料,此行持续了九个多月,而且收获颇丰,不但收集到大量的细菌战第一手资料,而且对世界细菌武器的发展有了全新的认识,为其日后从事细菌武器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1936年3月,北野政次受陆军省医务局指派,随军医监寺师义信赴“伪满洲国”考察地方病和传染病,这次为期一个多月的考察,使他对中国东北的地方病和传染病的流行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此行也为他几个月后调入满洲工作埋下了伏笔。 从满洲考察归来后,适逢日本静冈县出现大规模食物中毒事件,而许多专家学者前往调查后都毫无头绪,北野政次临危受命也被派往调查,结果仅用三天就查明了病因,并采取了相应的针对性措施,很快就平息了负面影响,而北野政次也由此在医界和军界声名鹊起。 在保留军籍的情况下,北野政次于1936年8月26日被派往“伪满洲国”,出任满洲医科大学微生物学教授,同时兼任关东军司令部部附,负责关东军医学及防疫方面等事务,颇为耐人寻味的是,北野政次的调令是由首相广田弘毅和陆军大臣寺内寿一共同签发的,这也预示着北野政次肩负着国家和军队的双重使命。 北野政次在满洲医科大学担任微生物学教授期间,与石井四郎的第731部队开始密切合作,为研究细菌武器进行各种实验,其中也包括人体实验,因此这所学校也是日军第731部队进行细菌武器研制的实验基地,北野政次当年曾经使用的一把皮转椅,现在还在“九.一八历史纪念馆”展出。 满洲医科大学的前身是南满医学堂,由日本关东都督府于1911年8月24日在奉天(沈阳)创立,1922年5月升格为满洲医科大学,该校学制为七年,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东北地区规模最大、医疗水平最高的大学,其后又经历了中长铁路医学大学、铁路医学院、国立沈阳医学院、沈阳医学院的更名,直到今天其校史和校址被中国医科大学继承。 北野政次撰写的一篇论文《斑疹伤寒预防接种的研究——自制斑疹伤寒疫苗的人体实验》,近年来在长春市被发现,该论文写于1939年1月,论文封面上用红笔勾着一个“秘”字,正是北野政次在满洲医科大学任教期间撰写的,而这篇论文就为石井四郎的第731年部队制造和使用细菌武器提供了“最好的方法”指导。 北野政次撰写的另一篇论文《斑疹伤寒预防接种的研究——自制斑疹伤寒的人体感染能力实验》,可谓是与上一篇论文,属于同一课题的姊妹篇,这篇2万余字的论文共分6章,详尽记录了以活人做细菌实验的方法和实验成果,用于人体实验的均为男性壮年,年龄以30至50岁者居多,大部分都是从山东逃荒至通化务农的健康农民以及被抓捕的抗联战士,透过北野政次长期利用人体进行细菌实验的背后,我们所感受到的是,北野政次就是一个披着教授外衣的杀人恶魔,其所作所为比松井四郎更具有隐蔽性和迷惑性,毕竟是打着医学教学和实验的幌子,实际上是在从事细菌武器研制的战争狂魔。 生活奢靡的石井四郎,因贪污大量实验经费而被撤职降级,于1942年8月1日被调到华北方面军第一军任军医部长,由北野政次出任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长(即第731部队长),并担任这一职务直至1945年3月1日,时任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为了抵御苏联的进攻而仰仗细菌武器的使用,于是又将回到日本的石井四郎调回哈尔滨,任命其再度出任第731部队长,而北野政次则被调到上海,出任日军第十三军军医部部长。 1945年4月30日,北野政次被晋升陆军军医中将,而石井四郎是于1945年3月1日晋升陆军军医中将的,北野政次仅比石井四郎晚了两个月而已,由此可见这两个反人类恶魔,也是半斤对八两,只是彼此各有所长罢了。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日军驻上海的第十三军司令官松井太久郎中将,奉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之命,担任上海地区所属日军投降主官,并于9月11日下午携其参谋长土居明夫中将等人,抵达第七受降区驻地——第三方面军司令部,向第七受降区受降主官汤恩伯投降,被解除武装的北野政次与日军第十三军其他高级将领被拘押在江湾战犯管理所。 1946年1月9日,北野政次被美军用专机从上海押解回日本,他也是当时留在中国的第731部队唯一的原高官,而其他人早就奉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之命撤回了日本,并消灭所有痕迹,因此美军急于将他控制起来,而独享细菌武器研究成果,这样一个杀人与无形的细菌战犯,竟然没有在中国被追责和审判,实在是历史的遗憾。 回国后的北野政次与石井四郎一样接受了美军细菌战专家汤姆森中校等人的调查和讯问,并于1947年4月1日向美军有关方面提交了一份17页的交待笔录,其中就包括有价值的细菌武器研究成果,以此作为免于作为战争罪犯而被追责和审判,这份笔录材料现珍藏于美国国家档案二馆。 逃脱正义审判的北野政次,躲在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从事翻译工作,以避免抛头露面而惹人关注,1948年又出任中村公众卫生研究所所长,利用专业知识谋取暴利,朝鲜战争时期,又与石井四郎、若松次郎等一批日本细菌战犯,被美军雇佣出现在朝鲜半岛,而朝鲜战场上又再度出现了细菌武器,美军在朝鲜半岛中朝一方投撒了大量携带细菌的昆虫,中国政府曾抽调了许多科学家进行实地调查并组织防疫。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北野政次曾出任绿红十字公司董事并担任东京分社社长,1959年10月上旬石井四郎治丧期间,北野政次为曾经惺惺相惜的故旧主持了葬礼,此举表明北野政次并没有深刻反省罪孽深重的历史,始终坚持不反省、不谢罪和不道歉的“三不原则”,这就是北野政次对待过去战争的态度。 七十年代初,《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曾采访过北野政次,但北野政次对利用人体进行细菌实验的过往一概否认,像北野政次这样的人生态度,在日本旧军人中也非常具有代表性,以致日本政府至今仍然是遮遮掩掩,历任政府内阁首相都去参拜靖国神社的根本原因。 北野政次于1986年5月17日死于日本东京,像他这样活到耄耋之年的日本战犯,在日本侵华高级将领中可不是少数,并且占有相当大的比列,这也表明他们不是在忏悔中度过余生的。 发布于:天津市 |